EVO视讯《史记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，政权更替，文化融合，经济发展，都是《史记》关注的方面。司马迁特别措意经济发展的内容，撰成《货殖列传》。在这篇重要文章中，对于山川地貌、风俗人情都有详细描述，尤其关注了各地的商人群体。这一群体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、社会分工成熟的结果，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物质交换。那么，从历史变革的角度，如何理解司马迁提到的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”，古人如何尊重商业道德，如何认识经济规律，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将逐一解答这些问题。

　　*文章节选自《从封建到大一统：史记中的历史中国》（韩昇 著 三联书店2023-5）

　　产业有底线，经商守道德，交易重信用，这三条构成了古代农、林、工、商经济生产的文化基础，商人在此之上展开逐利活动。由此可知，自从封闭自足的封建土地井田制瓦解之后，社会分工和商业活动活跃起来，但古人并非放任自流，听凭逐利活动肆意扩张，而是通过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，构建产业道德加以规范，正所谓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

　　第一是懂得自然规律。西周以来中国进入典型的农业社会。农业是最重要的基础产业，基本靠天吃饭，因此，认识自然规律无比重要。中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对于天地运行规律进行严密观察，发现了二十四节气，并以此指导了千百年的农业生产。对于天象的观测发现，岁星（现代天文学称之为木星）处在天空中不同的位置，将决定当年的水旱丰歉。例如岁星在金的位置，预示是个丰年；在水的位置则是灾年；在木的位置将发生饥馑；在火的位置则将发生旱灾。知道了这个规律，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，掌握先机。如此则无论何种年份都有商机，这靠的是超过常人的自然认识。

　　能够通过认识规律发财者，必有过人之处。例如预先知道是个大旱之年，应该做什么准备呢？众人想到的一定是造车，迁徙运输都需要；同理，遇到水灾之年一定是造船，逃生避难不可或缺。大家都这么想，也都如此准备，就不会有过人的机会了。高人在于能够看得比常人更远一步，不仅想到防备即将到来的灾荒，还先人一步想到灾后的光景。按照自然规律，旱灾之后将是水年，水灾之后将是旱年。所以，旱年不仅要和常人一样备车，更要抢先一步备船；相反，水灾时不仅要备船，还要预备之后所需的车子。“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”，出人意料，堪称神妙，宛若天神。相似的故事在东西方上古时代都存在。《旧约·创世记》中，讲述了风调雨顺的日子里，诺亚一家在干旱无海的大地上辛勤打造一艘大船，邻人全都看不懂。七天以后，倾盆大雨自天而降，整整下了四十昼夜，淹没了高山，灭绝了生灵，唯有得到上帝预告的诺亚一家得救。这个故事原来说的是上帝要惩罚作恶多端的世人，但它反映的是中东地区水旱交错的真实世界。

　　第二要顺应市场规律，洞察供求关系。当物价高的时候，表明求大于供，则人们会增加生产，而且还会寻找便宜的供货商，形成异地交易，从而增加供应量，推动各地的开发。相反，物价太低会抑制生产。因此，物价贵的时候不要囤积居奇，而应尽快出手，转买便宜的货物。魏国商人白圭善于观察市场行情变化，丰收年收购粮食，出售丝和漆；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，出售粮食。他总是在价低时购进，价高时抛售，而且，善于用自然规律预判年景，决定进货与库存的量，不断加以调节。总结他成功的经验便是 “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，亦即比别人看远一步，总能抢得先机。

　　第三要洞察形势演变。古往今来，从来没有单纯的商业，经济一直同政治关系密切，而且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帝制建立以后，只存在政治经济，因此，认清政治形势变化至关重要。任氏原来是秦朝地方管理仓库的小吏，秦朝垮台时，天下大乱，强者争抢金玉，任氏则尽量贮藏粮食。不久之后，楚汉战争爆发，双方在中原粮食主产区交战，对峙于荥阳，进退拉锯长达四年，农民无法耕种，粮食奇缺，一石米竟腾贵至万钱。当年的强人不得不用金玉换粮，财宝尽归于任氏。

　　明察大势，正确判断发展趋势，才敢于做出大胆的决断，化危为机。汉朝建立后，刘氏诸侯王实力强盛，特别是地处东南的吴楚七国，开山铸钱，煮海为盐，兵强马壮，大有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架势。汉景帝时终于爆发声势浩大的“吴楚七国之乱”，人心惶惶。汉朝派兵，长安城中的列侯贵族从军出征，需要大量的金钱，便去贷款。商家认为这些列侯的封地都在关东，而关东胜负未定，所以不肯放贷。只有无盐氏准确判断朝廷必胜，大笔放贷。三个月后，朝廷大获全胜，平定叛乱。无盐氏一年之中获得十倍的回报，称富于关中。无盐氏的事例颇似风险投资，风险越大，收益越高，成败取决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。

　　第四要善用地利。如果把上述第一、二条归为“天时”，则“地利”亦不可或缺。陶朱公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称霸后，急流勇退，隐姓埋名转投商业。他首先选中的是陶这个地方，亦即今山东菏泽，道理何在？如前面评述项羽定都彭城（徐州）时所论，此地处于华北平原，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，各国人员来往，货物集散，量大且品种多，颇得商贸地利。因此，他在此开业，与时逐利，十九年之中，三次发大财。在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事，不可错位。项羽以市为都，败得凄惨；范蠡在市经商，大获其利。天下没有绝对坏或者绝对好的地方，关键是善于因地制宜。前述姜太公开发盐卤之地齐国的成功事例，亦是一证。

　　善用地利则可坐拥财富，立于不败之地。秦朝征服赵国，剥夺富人财产，将他们强制迁徙到蜀郡边荒之地，卓氏夫妇亦在其中。大家争相用所剩无几的财物贿赂押解的秦吏，争取发配到近一点的地方。卓氏夫妇认为大家所求之地物产贫瘠，反倒是边远的汶山肥沃富饶，便自告奋勇迁徙到那里。到了临邛，他们雇用滇蜀之民开矿铸铁，行销遐迩，重新崛起，富甲一方。

　　能够知天时，察规律，用地利，都是做大事业的人物所为。就一般社会人士而言，如何挣钱呢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，最低层次是一无所有的人靠体力努力工作，高一层次的人因为资本不足，便依靠智力和技巧，再上一个层次的人已经富足了，便通过学习，明察规律来运作。

　　三个层级，渐次提升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，那就是始终保持勤俭朴实的精神。成功的商人大都节俭，近乎吝啬。被奉为“治生之祖”的白圭和劳作的僮仆同甘共苦，饮食清淡，衣裳朴素，节制嗜欲；前述善察时变而发大财的任氏极其节俭，不管周围富人如何摆阔奢侈，他都坚持勤俭不易，为人低调朴实，亲自耕种放牧。并且，他把勤俭树立为家规：不食用农牧耕作所出产以外的东西，公务未毕不喝酒吃肉。亦即自食其力，先公后私，工作重于享乐EVO视讯。中国数千年历史留下“富不过三代”的沉甸甸教训，究其原因皆为心骄纵欲所致。勤俭培育毅力，奢靡消磨意志。日子过得太舒适的家庭，孩子难有奋发之志，而且不知道生活艰辛与民间疾苦，故豪门子弟多无同情之心。我略做统计，通过政治与经商两条路发家的富豪，三代亦即百年之后，依然长盛不衰者，寥寥无几，百不存一二。所存者必定是悟通了为人处世之道、拥有良好家风、坚持勤俭行善之家。在难能存世的家族祠堂大门上，往往悬挂着大匾，写着“耕读传家”。

　　勤奋是工作态度，天道酬勤，农业社会的传统一贯把依靠劳动谋生作为“正道”。节俭的关键是不花不应该花的钱，讲求花钱的合理性，其掂量的根据是成本核算。所以，节俭不是吝啬、小气，真正懂得节俭的人不制造也不购买低劣产品，该花的钱大方地花。比如上述任氏，个人和家族日常生活简朴，但是，在购买田产和牲畜的时候，绝不买众人争抢的低价货，一定挑选最好的田畜，尽管价格高些，但核算下来，低廉质次的货实际上更贵。真正懂得了这一点，凡事都从长远的眼光做精细的成本核算，便养成理性主义精神。这才是真正的商业精神。理性主义的商业精神推动现代社会的出现，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有精深论述。但这种精神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，唯须待被社会普遍接受方能产生巨大的作用。

　　一种文化精神，犹如一颗种子，没有种子肯定不会发芽，播下了种子还需要合适的条件才能发芽。尤其是道德文化的培育，无法速成，时间的因素非常重要。一项事业，一个家族，一个企业EVO视讯，要扎下长久之根，需要时间。如果只有一年的时间，只能种稻谷；如果有十年的时间，可以种树；如果有百年的时间，就可以立德。只有到立德的层次才能影响周边，成为众人楷模而根深叶茂。没有经过相当长时间跌宕起伏的考验，不足以称作成功。

　　人是目的。如果挣钱是为了人的提升，便可脱俗；如果是为了快速致富，那么，农业不如手工业，手工业不如商业，刺绣锦文不如倚门买卖。古人把农业作为本，把商业作为末，而挣快钱显然本不如末，商业是穷人致富的捷径。

　　挣钱后想守住钱财，常保富庶，农业社会最安稳的莫过于拥有土地，故称“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”。用武力得到的东西，最终还得靠文化才能拿得住。经济最终还将回归于文化。农业无法迅速富裕，却能够使家业安稳、子孙有成。就短期而言，商业乃捷径；就长期而言，则农业为上。从事哪一行业并无善恶之分，用长时段计算，所得难分高下。所以，司马迁总结道：“是故本富为上，末富次之，奸富最下。”

　　众人都想挣快钱，但不是人人都能成功。商业看起来回报丰厚，但是，对于从业者的要求更高，入错了行可能颗粒无收，甚至有倾覆之灾。商业神人白圭对于想通过经商发大财的人提出四点要求：“智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。”据此可知，在商海如鱼得水者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
　　然而，有不少人眼见商人仿佛轻易发财，纷纷跟风效仿，跑起生意。洛阳出了一位长途贩卖发大财的商人师史，生意遍布各郡诸侯之中。于是街巷贫民也跟着出外行商，他们中间虽然未见出富商，却相互吹嘘自己如何过家门而不入。跟着做生意，不管成不成功，最重要的是有一股穷则思变的气势，师史对他们表示称许，聘用了他们，把生意越做越大。更多起而经商的贫民则没有这份机缘，又不具备独立经商的素质，便出现分化，走上各不相同的两条道路。

　　第一条是劳动之路，本分的人用一技之长从事人们看不起的职业，也获得了立足之地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小本经营，或养家糊口，或至小康；其中有人特别成功，出类拔萃。例如行走叫卖被视为卑贱的活，雍乐成好好经营却也发了大财；贩卖油脂更是被视为耻辱的行当，雍伯靠它挣到千金。至于依靠小手艺谋生的人则比比皆是，张氏贩卖水浆，获利千万；郅氏开刃磨刀，家境堪比鼎食之家；浊氏卖羊肚杂烩，富至车马成行；张里从事兽医，家人奏乐餐食。从小手艺到行业称雄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惧职业歧视，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业，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成就。现代社会的重要突破之一是打破古代的职业歧视，而专心致志做事的传统保留下来，成为难能可贵的工匠精神。精益求精，一丝不苟，才有高精尖的技术突破。

　　第二条是不择手段赚钱的路，从事各种非法活动。田叔依靠盗墓发家，桓发经营赌博致富，这些都是奸邪之事，更有偷盗、欺诈、勒索、劫掠等直接危害民众与社会的行为，为人所耻。极端自私、毫无忌惮、损人利己、损公肥私的人，或有黠智，或有蛮力，他们构成社会的流氓无赖阶层，每逢危机出现，往往成为打手，挑起事端，甚至裹挟民众，呼啸而起。古往今来，这个阶层一直存在，并且成为社会治理的晴雨表。秦朝十四年专制统治，造成这个阶层的急剧扩大，明眼人从中已经看到了社会大动乱的前兆。

　　秦朝的统治，权力覆盖至商业领域，官府掌控所有资源，于是出现了新的经商形式：。这种行为在政治领域被称作腐败，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权力寻租。因此，当权力能够掌控经济资源的时候，这种行为必然出现。支倮原本经营畜牧业，马牛成群，为了进一步扩张，他不惜重金寻购天下奇珍异宝，暗地赠送给戎王，讨得欢心，获得十倍的资源回馈，使他急剧膨胀，牲畜布满山谷。进入秦代，他同样迎合秦始皇，甚受青睐，获得特权，得以同大臣们一起上朝，位比封君。这是以商贿政，以政资商。巴郡寡妇清EVO视讯，先世垄断涪陵产丹的矿产。像这种垄断一方的富商，秦始皇大多剥夺其财富，迁徙到偏僻之地。然而寡妇清不但没有受到冲击，反而能让自己的事业传入秦始皇的耳中，可见神通广大。秦始皇竟然没有铲除她，还封她为“贞妇”，以客礼待之，为她修筑“女怀清台”，名扬天下，继续垄断丹矿，雄踞西南。

　　从察知天时地利，到非法经营，商业有百态，商人所求无非利益。利与时变，则兴衰荣枯循环不息。而且，利益与风险同为一体。表面上看，获得政治上的官职权力，甚至封土授爵，依靠俸禄租赋收入，最为稳定，荣耀显赫。实际上官场风险不比商场小，乃至更有甚之。像司马迁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而差点丢掉性命的人，对此体会更深。当然，看懂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尤其从秦朝极盛到轰然垮塌的剧变，更加体会到政治的风云莫测。于是有人从商业的眼光衡量权力，当官无非谋取利益，如果自己拥有与之相当的财富，岂不过得更加逍遥自在，堪比爵禄封君吗？若加以统计，则发现出生入死、位极人臣的开国元勋，如萧何、曹参等封侯，不过拥有四万封户，其他侯爵大者万家，小者五六百家。到汉武帝时代，这些侯门仅存五家。军功达到封侯何其难，淘汰率何其高。论其收入，若取中间侯爵计算，则千户的封君，一年租税收入为二十万钱。民间农工商业者，按照20%的利息计算，有一百万钱的人家，每年利息可得二十万钱，堪与千户侯相埒。按照这个标准，可与千户侯相等者列示如下。

　　看来达到一般列侯经济收入并非遥不可及。而且，人不在官场，生活更加自在，胜于列侯封君。所以，人们把这类民间富豪称作“素封”。“素”是空的意思，亦即无封地却堪与封君相比。如果有人经营产业，自己不必到市面察看，不用外出奔波，安居家中坐收其利，丰衣足食，闲来读书吟唱，身有处士之名，家有万贯财富，恐怕当再大的官都要羡慕不已。

　　历来只有官权力笼罩商界，然而，司马迁却反过来给官吏标价，反映出汉代的官权力尚未笼罩全社会，民间还有较大的经济自由，财富受到社会的羡慕，农林工商业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当的经济地位，可以对官权力保持一定的独立和自尊。

　　反过来说，用官作为标尺衡量商人，说明社会评价以官为荣。如前所述，官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出于社会政策乃至权力寻租的考虑，势必扭曲甚至大大抑制商业理性的成长。只要理性主义不能占主导地位，即使有看似繁荣的商业，也难以形成以科学精神为指导的技术突破和社会形态的变革。

　　《史记》建立了中国正史的编撰体例：既在时间轴线上说清历史推演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；又在空间轴线上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联。《史记》建构了后世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：人文始祖黄帝、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，“易姓革命”的正义性、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观念、“以夏变夷”的民族融合道路……《史记》记载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全部依次上演，司马迁从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，感悟的深刻道理，正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启发。

　　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，结合多年研读心得，从时间和空间两条轴线展开《史记》的历史记述：在时间的轴线上，展开从早期部族向国家的进化、从封建制向专制帝制的政治形态转变；在空间的轴线上，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讲述山川地理、风俗民情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样貌以及历史变迁中的各色人等。通过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探讨，带领读者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与法则，进而从中理解影响中国人行为与思维的基本要素，理解传统发展的轨迹，并对未来有理性的前瞻。